编者按：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5月1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四)，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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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杭州5月1日电题：良渚玉琮王何以“玉见千年”？
——专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王明达
作者 张煜欢
玉器，是良渚文化最杰出的物质成就之一，其数量、体量、种类及工艺达到中国史前琢玉水平巅峰，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大关键所在。在浙江省博物馆内，发掘自良渚反山王陵的玉琮王被称作“镇馆之宝”。其形式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复，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
玉琮王有着怎样的“身世”？在良渚玉器中有何“与众不同”？对中华文明的延续有何意义？中新社“东西问”日前就此专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王明达。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玉琮王当年是如何被发现的？
王明达：玉琮王出自反山遗址的12号墓。1986年初夏，按照制定的发掘方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进驻余杭县(现余杭区)长命乡雉山村，对反山这座高出平地4米左右、长90余米、宽30余米的土墩，在西端布了10×10米的6个探方。
我是反山考古队领队。当时我们开工挖去表土不久，就陆续发现了一批汉墓，但这些并不是这次考古发掘的主要目标。二十天后，随着对汉墓的清理接近尾声，各探方的下挖深度已达150厘米左右。慎重起见，我决定停止使用小锄头翻土，改用锋利的大平铲把地面铲得又平又光，然后在这平整的地面上仔细观察土质土色的变化。
田野考古最重要的本领之一是“土里头认土”。终于，我们在3号探方的中部，从大面积的灰黄土中辨认出一块灰褐色的斑土，又经反复铲光确认，划定了长方形南北向的四边界线，即土坑的墓口。
5月31日下午，大雷雨来临前，文保员陈越南从下挖的坑内清出一块粘有小玉粒和漆皮的土块，当时我在隔架(高1.6米)上，他用手掌托着递到我跟前，我弯腰看了一眼，忙从高处“跳”到坑中，从装土的土箕上折下一段竹片，顺着刚才取土块的边缘小心地剔去一小块土，又露出朱红色的漆皮和很多小玉粒。但这还不能说明问题，于是我又用竹片轻轻地拨，终于发现了一个圆环状的白色器物，能看出一点点玉的颜色，我心想：“这下可逮着了。”这就是后来出土的编号97号玉琮。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发掘过程中，由于墓穴较深，而随葬品几乎布满墓内，人一下去几无立足之地，于是我们想尽办法找到了一个“土方法”——“悬空操作法”，即用两段毛竹横架在墓口的两边，再用绳索吊下两段毛竹放在墓内，在墓内的毛竹上铺上木板。人蹲在可移动的木板上，在不碰到器物的前提下，清理一段再移动一段。
最终，反山遗址12号墓共出土6件玉琮，玉琮王就位于墓主头部附近，其余5件玉琮大小、高低、节数稍有区别，出土于墓主胸腹位置。这也是浙江考古工作者第一次发掘到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葬。
中新社记者：玉琮王有何“与众不同”？其表面的“神徽”有何寓意？
王明达：这件玉琮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高8.9厘米，上射径17.1厘米至17.6厘米，下射径16.5厘米至17.5厘米，孔外径5厘米，孔内径3.8厘米，被誉为“琮王”。
玉琮王除了个头最大，奇特之处更在于其四面啄刻的“神徽”。在发现玉琮王之初，考古人员并未过多关注玉琮上的纹饰。其被送往文物库房进行编号、拍照之后我们才发现，玉琮王上竟刻画着头戴羽毛发冠、骑在神兽之上的“神人兽面”图案。
这个图案的主体为“神人”，面部呈倒梯形，眼睛、鼻子、牙齿都非常写实。“神人”头上还戴有高耸的羽冠，内层刻有连续卷云纹的帽饰，外层为放射状羽翎大冠。“神人”的四肢都以阴纹细刻而成，上肢作抬臂、弯肘状，五指平张。“神人”的身下是一只伏在地上的神兽(形似老虎)，外框有椭圆形的眼睑，之间以桥形凸面相连，有鼻梁和鼻翼，阔嘴内有尖利的牙齿。
我们解读玉琮王上的“神人兽面”图案背后是一种信仰，能够骑在虎背上征服老虎，代表着一种特殊的“神力”。玉琮王上的“神人兽面”图案，在所有的良渚玉琮上几乎都刻有，只是繁简不一而已。这或可说明良渚社会已有相当统一的政体，信仰的统一实际是人间社会统一的反映。
中新社记者：玉琮王与反山王陵对良渚文化意味着什么？
王明达：1986年3月，我们在申请反山发掘计划时写明，“据草鞋山、福泉山等良渚文化墓葬的发掘，我们认为反山亦应是一处重要的良渚文化墓葬，即‘土筑金字塔’。”
事实证明，发掘出玉琮王的反山王陵的确产生了多个“最”：其是已知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品种最丰富、雕琢最精美的一处高等级墓地；反山12号墓是迄今发现良渚文化最高等级墓葬，如果以单件计算，随葬品数量多达658件，其中玉器以单件计共647件(不含玉粒和玉片)。反山墓葬地营建规模之大、随葬品之丰厚、玉器之多而精，还没有任何一处良渚文化墓葬超过它。
此前良渚文化在中国众多的考古学文化中并不“显眼”。1986年11月，为纪念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良渚文化学术讨论会”在杭州召开，我们献上反山这份“厚礼”，让全国各地代表们参观了发掘现场和出土的大批文物，获得大家高度评价。北京大学考古系严文明教授认为，反山的发掘把良渚文化推上了考古学科前沿。
中新社记者：良渚出土玉器对于中华文明的延续有着怎样的意义？
王明达：伟大而无用的艺术品的产生，是文明的标志之一。
玉器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代表，反映了以神权为纽带的文明模式。当时的王权掌握了稀有的玉料，做成了各种代表身份地位的成组的玉器。
良渚玉器的主要种类有琮、璧、钺等，玉琮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每件玉琮上都刻有神徽图案。良渚玉器文化达到中国史前玉文化的最高峰。
一件玉器的质地、制作工艺、形态等，可以反映拥有者的身份、地位及权力，是古老文明的一个重要体现。所以说，玉器是中国特色文明的最主要的指示物之一，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起了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正所谓“藏礼于器”。其中，玉琮王是良渚文化五千年文明史之中最有代表性的神圣玉器。
严文明教授曾说，以玉琮为代表的良渚玉器影响了大半个中国。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良渚文化尤其是良渚的玉文化，对同时期和更晚的龙山时代及周边文化都有着广泛影响，分布范围达到大半个中国。殷墟、三星堆等许多夏商周时期的遗址中，也发现了源自良渚文化的玉琮，由此可见良渚文化对中华礼制文明的意义。
中新社记者：以良渚玉器为代表的中国玉文明与世界其他国家有何不同？
王明达：中国是古代世界三大玉作中心之一，另外两大中心分别在新西兰和墨西哥，但三者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各不相同。
墨西哥玉文化主要由当地祖先玛雅人创造，到如今玉文化已经断层。新西兰玉主要由当地原住民毛利人采掘琢磨使用。但事实上，新西兰玉主要讲的是玉料的产地。而且新西兰玉的玉器数量较多，但种类不多，与中国玉器相比，样式相当简单。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是最早制造和使用玉器的国度。中国用玉的历史延绵久远，古代玉器工艺有近万年的历史，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至今不绝。(完)
受访者简介：
王明达，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反山考古队领队。长期从事浙江考古第一线工作，曾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华玉文化中心委员、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