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前，“极小种群”这一概念诞生于云南；今日，它已被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并日益受到国际关注。
(资料图)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剑英编辑高雪梅
昆明植物园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专类园俯瞰（陶丽丹/摄）
3月，云南昆明植物园里，一场以“杜鹃漫道堆锦绣、绿水青山沐春风”为主题的杜鹃花展正如火如荼，150余种杜鹃花竞相绽放、争奇斗艳。游客纷至沓来，赏花拍照，感受春天的气息。
从杜鹃园往东步行几分钟，便来到植物园的一处独特所在：全国第一个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专类园。这里养护着从各地引种而来的70余种植物，有“地球独子”之称的普陀鹅耳枥、经历过第四纪冰川时代的孑遗植物伯乐树等，它们的野外植株都非常稀少，承载着大自然的小众之美、独特之美。
昆明植物园主任孙卫邦平时总爱往这个专类园跑，看看谁开花了、谁结果了、谁又患病了……如同守护自家孩子。这个小园子建于8年前，是他的心血之作。
对于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孙卫邦直白解释为：为植物设置ICU（重症监护病房），集中资源对那些“只剩一两口气”的植物予以优先抢救性保护。
18年前，“极小种群”这一概念诞生于云南。今日，它已被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并日益受到国际关注。
风光归来
昆明植物园里一栋红色小楼前，一株山茶正值盛花期，摇曳多姿。
小楼入口处挂着十多块诸如“示范基地”之类的牌子，但位于正门脸位置的只有两块：“中-乌全球葱园昆明中心”（注：乌指乌兹别克斯坦）和“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综合保护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极小种群重点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是孙卫邦开展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研究的平台，他兼任实验室主任，带领10个研究组、70余人为这一事业奔波忙碌。他的办公室在四层，透过窗户能望见远处起伏的山峦，窗台上摆放着几盆鲜活小绿植。
2023年初春，孙卫邦介绍昆明植物园温室内的蕨类植物
采访刚开始，孙卫邦取出一本精装图书：《万物有灵——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2021版）珍藏邮册》，是中英文对照版，介绍了云南的101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每种植物都配有2枚个性化邮票。
不久前，这本书从海外风光归来。2022年底，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它是中国向世界宣传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果册，并作为国礼在大会展出。
“带了50本去展出，全被抢光了。”孙卫邦回忆，言语中透着骄傲。
过去两年，还有很多令他欣慰的事：
2021年3月，国家“十四五”规划发布，“极小种群”一词首度进入国家五年规划文件；
2022年1月，生态环境部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列为中国生态环境评估标准中的重要物种；
2022年12月，云南省发布文件，对如何保护本省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作了十年规划；
……
现在，孙卫邦团队正同时推进数个国家级的相关重点项目，不断有年轻人作为新鲜血液加入。前有道路，后有来者。孙卫邦今年59岁，由于主持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会到65岁退休。他的心愿是，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列入国际权威组织的官方文件，比如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的《全球植物保护战略》。
国家工程
“极小种群”概念出现前，在野生植物保护领域，国际上有始编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国内则有始批于1999年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上述名录认知度高，有权威性，为何还要提出“极小种群”这一新概念？
为解释“极小种群”概念的必要性，孙卫邦在纸上画了大中小三个圈，三圈各有交集：
最大的圈代表按IUCN体系评估的受威胁植物（含极危、濒危、易危），2017年的数据显示，我国有3879种高等植物为受威胁植物；
中圈代表位列2021年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植物，约1200种；
小圈代表极小种群野生植物，2022年印发的《“十四五”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建设方案》，列出了100种。
滇桐的花（陈智发/摄）
受威胁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数量太多，普及难度大，且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相对有限，若“雨露均沾”难以收到保护成效。
“推‘极小种群’概念，就是为了采取强制性保护措施，选择一批最急需保护的，予以重点、优先保护。”孙卫邦说，“弄一个‘植物ICU’，趁它们还有一两口气的时候赶紧抢救——钱要用在刀刃上。”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在极小种群重点实验室干了12年的马永鹏也打了类似的比方：“就像治病救人，能救一个是一个。对我们而言，不管这人是因为普通感冒还是癌症，哪个快不行了，就优先救哪个。”
对此，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张志翔认为：“极小种群名录为各地植物的迁地保护找到了核心目标。”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量化标准为：物种野外成熟植株数量少于5000株、种群的成熟个体少于500株的植物（注：物种一般包含多个种群）；其中，物种植株数量少于100株的植物被列为保护重中之重。
2005年，云南省提出“野生动植物极小种群保护”的理念，后来“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概念逐渐凸显。2008年，这一概念受到国家重视。4年后的2012年，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成为一项国家工程。
新概念的国际推广也殊为不易。2012年，孙卫邦、马永鹏等人合写了一篇英文文章介绍中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向保护生物学领域的主流杂志《BiodiversityandConservation》（注：中文翻译为《生物多样性及保护》）投稿，由于对方难以理解这一概念，经反复沟通，一年后文章才得以发表。
截至2023年3月15日，在全球重要学术信息数据库WebofScience上搜索“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显示已发表相关论文939篇，其中外文872篇。
彼特·克莱恩（PeterCrane）是全球知名植物学家，曾担任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的主任，也是美国、德国、瑞典多国的科学院院士。他评价：“保护生物学研究往往强于理论而弱于实践，中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计划一方面进行科学研究，一方面落实保护行动，打破了理论和实践的壁垒。”
如今，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基本理论和实践经验已被意大利、俄罗斯、墨西哥、伊拉克等国家应用于本土植物的保护。
步入快车道
张志翔与孙卫邦因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而结缘、相识十余年。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他用了两个词评价孙卫邦：“谦逊，坚持。”
马永鹏也用了两个词评价孙卫邦：“努力，坚持。”
前期压力大的时候，孙卫邦也问过自己：“干嘛搞这个东西来折腾自己呢？”
在隶属于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昆明植物园，孙卫邦于2006年成为研究员，他也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教授、博导，现带领着10名在读硕、博士研究生。按照正常路径，他“不折腾极小种群”照样可以有所作为。
“能坚持下来，是中国，尤其是云南受威胁植物拯救保护的紧迫感和作为植物学科研人员的责任感、使命感。”孙卫邦说，“此外，科学家要有创新精神。”
云南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全国约有3.8万种高等植物，云南已经发现了1.7万种，被誉为“植物王国”。孙卫邦描述这里“充满了植物的气息与生机”。
但由于各种原因，云南的植物受威胁程度非常高。1999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共有389种植物，其中云南分布有154种。孙卫邦做野外调查时，经常看到很多本地植物生存形势严峻。他心情沉重，希望做些实实在在的事，带来改变。
2022年5月，孙卫邦在野外考察白花芍药
对基础科学研究而言，国家级资金的支持意味着受认可的程度。
在前期，孙卫邦团队未能拿下国家级重点项目支持，这让他内心始终有种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2013年，一个项目带来了一剂强心针。
这是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研究领域的第一个国家级重点项目，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云南省人民政府联合支持，名为“极小种群野生植物高风险灭绝机制及保护有效性研究”。
“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得到鼓励——那是一场及时雨。”孙卫邦说，次年，他的团队便将80个页码的彩版行业内部交流杂志《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通讯》办了起来。
在国家和云南省的支持下，孙卫邦和他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研究事业步入快车道：
2016年，科技部批准了该领域的两个国家重大项目，其中一个花落孙卫邦团队，另一个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负责，这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直属的国家级科研机构；
2017年，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极小种群重点实验室获云南省批准建立，2020年验收挂牌；
2018年，孙卫邦团队申请的“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与利用创新团队（培育）”获批，2021年获正式认定。
支持足了，腰杆硬了，总结极小种群十年保护成绩的专著出版了，多篇英文文章也得以在国际一流期刊发表，COP15会议上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话题备受关注……极小种群保护上了新台阶。
马永鹏2011年博士毕业进入孙卫邦团队，一步步成长为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导。得知“极小种群”被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时，马永鹏觉得“这是水到渠成的事”。
已近耳顺之年，孙卫邦心境更加趋于平淡。他的微信背景图是山野间的一处小瀑布，头像是Q版孙悟空。
共同愿望
在极小种群重点实验室，马永鹏是保护园艺学与种质创新研究组的负责人，团队成员近十人。
朱红大杜鹃是马永鹏团队重点关注的物种。这是杜鹃花属、朱红大杜鹃亚组的唯一物种，花朵美丽，观赏价值高。马永鹏介绍，国外通过朱红大杜鹃和其他杜鹃品种杂交，曾获得上千个颇具观赏性的杜鹃花品种。它的故土在云南腾冲一带，但中国境内的野外植株数量已少于500株。
马永鹏团队通过调查、研究，认定朱红大杜鹃“属于好看又濒危的明星物种，极具发展潜力”。经过数年保护、推广，它在国内知名度和认可度日渐升高，人工繁育植株已达上千株。昆明植物园正在举办的杜鹃花展上，朱红大杜鹃作为明星物种展出，深受游客喜爱。此外，它也新列入了云南省和国家级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名录。
“下一步要做精准保护，探索它的利用潜能。”马永鹏说。
2022年新修订的《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名录》共有101种，相比2010年版名录的62种，40种被撤出，又新增了79种。
“如果某种植物已经脱离危险，就应该把‘ICU’让出来，赶紧把资源分给其他亟待拯救的物种。”孙卫邦说。在规划新版名录时，他主动提出，将自己团队多年来花大力气研究和保护的华盖木、漾濞槭、滇桐等11种植物撤出新名单。
华盖木是云南的特有树种，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树形美观，树冠“亭亭如华盖”，在地球上已生存了1.4亿年，目前野外植株仅发现52株，被称为“植物界大熊猫”。
科研人员围绕一株野外华盖木搭建层层木架，对其进行长期细致记录（陶丽丹/摄）
孙卫邦对华盖木的调查研究始于2001年，倾注大量心血。在各方努力下，现已人工繁育了1.5万余株华盖木，部分回归野外，种群得以脱离生存威胁。
自“十三五”以来，云南全省实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项目120多个，建成了30个保护小区（点）、13个近地和迁地基地（园）、5个物种回归实验基地，巧家五针松、华盖木、滇桐、云南金钱槭等60多种野生植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与恢复。
“拯救植物的感觉挺好，很有成就感。”马永鹏说。
现在，孙卫邦主要负责云南省的11种极小种群兰科植物的拯救保护，马永鹏主要负责7种极小种群杜鹃科植物。他们有个共同的愿望：十年内，通过有效保护，将云南省名录上的101种植物全部从名单上撤下来。
2023年3月，游客在昆明植物园杜鹃花展休闲游览
（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