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大明不是亡于满洲八旗,而是亡于天灾、内部的腐败和农民起义的烽火。就连攻下北京城逼得崇祯皇帝上吊的,也是李自成的大顺军,与八旗军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
不过取代明朝的,倒的确是满清,为什么满洲八旗能做到蒙古没有做到的事情呢?
明朝前中期,威胁帝国的两大隐患,是"南倭北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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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倭,指的是活跃于东南沿海一带,由日本浪人武士和明朝沿海走私商人,勾结组成的倭寇;北虏,则是长城以北的各个蒙古部落。
但两者比较起来,明朝更重视的显然是北虏,毕竟蒙古人曾经有过建立大元帝国的辉煌历史,而倭寇虽然频繁袭扰沿海各地,却也还达不到动摇统治的地步。
从朱元璋时代起,明帝国就一直不遗余力地打击、削弱蒙古各部落。
那时,以元顺帝为首的元朝残余势力逃回蒙古草原,依然以元为国号,历史上称为北元。而且云南的苍山洱海,还有以元朝宗室的梁王势力,时不时地牵制着新生明帝国的军事决策。
后来,朱元璋今天派徐达、明天派常遇春、后天派蓝玉,不仅肃清了大后方的云南,而且硬生生地打残了北元的正式编制,忽必烈一系的黄金家族,逐渐失去了对蒙古草原的控制力,分化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几股分裂的势力。
即便如此,朱棣也没放过他们,终其一生发动五次北伐。
第一次击破5万蒙古铁骑,迫使鞑靼部向明朝俯首称臣;
第二次击败瓦剌大军,首领马哈木望风而逃;
第三次鞑靼复叛,在明朝大军到来前仓皇逃走,明军缴获大量辎重,并顺带击败附逆的兀良哈部;
第四次北伐时,瓦剌配合明军击败鞑靼,归顺明朝;
第五次鞑靼部又乱,朱棣率领大军出征。鞑靼不敢正面迎战,只得远逃漠北,明军追出300里,没发现鞑靼的踪迹,朱棣只好班师回朝,途中病逝。
如果朱棣没死,相信还会有第六、七次北伐,不把蒙古彻底打服,他是不会罢休的。
经过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持续的北伐,蒙古四分五裂元气大伤,再也没有了取代明朝的实力。就算偶尔在和明军的战斗中占了上风,也不敢彻底与明朝为敌。这也是瓦剌为什么在土木堡之变俘虏了明英宗,却还是选择跟明朝和解的原因。
可以说有明一朝,从始至终都对蒙古保持有足够的警惕,一旦发觉他们有发展壮大的趋势,就阴谋阳谋一起上,武力不行就在铁器、茶叶、食盐等物资贸易上头动脑筋,千方百计扼制住蒙古部落崛起的势头。
反观女真人,起初有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皆臣服于明朝,明朝设立辽东都司、奴儿干都司作为管理的机构。
相比于宿敌蒙古,他们太过弱小,不被明朝政府放在眼里,就连以孱弱闻名的李氏朝鲜,也常有袭击女真人村寨的军事举动,明朝对他们的关注度,从来就没有蒙古那么高。
而这样的处境,恰好给了女真人"闷声发大财"的机会。
女真人正式反明的标志,是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扯起了后金政权的大旗。
此时明朝是万历四十四年,依附自己的小部落自立门户了,万历皇帝当然很生气,可明朝对辽东的控制力早已大不如前,军事实力也不足以立马将后金政权扼杀在摇篮中。
既然活不下去,大家就自然而然的选择了另一条路--"造反"。"与其坐而饥死,何不盗而死",陕西起义军一声呼喊,很快就成燎原之势,席卷全国。
明帝国陷入两线作战的尴尬局面,前头忙于剿灭起义军,后头又赶上后金趁虚而入。明朝抽曹腾蛟部关宁铁骑与农民军作战,曹腾蛟战死;八旗军绕道蒙古攻入北京周边,崇祯调动与农民军作战的卢象升补漏,卢象升又阵亡。
结果,明朝就在两线作战中不断耗费国力,一点点放干身上所有的血。
最后的结局,李自成攻入京城,崇祯帝自缢煤山。陈兵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八旗军,在带路党吴三桂的协助下,又入关击败李自成,占据了北京。
更要命的是,崇祯是死在李自成的手里,身在南京的南明弘光朝廷,碍于跟李自成的血海深仇,居然眼睁睁地看着八旗军一路追杀灭掉大顺政权后,又顺手攻入四川攻灭了张献忠的大西政权。
就这样,在汉人们耗尽国力的内讧中,区区10万人的满洲八旗捡大漏得了江山。
1592年开始的抗倭援朝战争,断断续续打了6年多,明朝的辽东驻军大量折损于对日作战,导致辽东防务空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努尔哈赤建国。
1619年明朝和后金爆发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大军连着覆没三路。此战过后,在辽东的明军与八旗军攻守易位,再也不具备与八旗军野战的实力。
再加上后来明朝党争严重,吏治腐败,各种天灾人祸不断,国势败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就更无力扭转辽东颓势了。
而同一时期的蒙古,也没好到哪里去,统共分裂为漠南、漠北、漠西三大块,每块下面又分布着大大小小互不统属的独立部族,既无法对明朝造成威胁,也抗衡不了后金的八旗军。
除了强悍的武力之外,后金政权从立国之初就确定了联姻蒙古的国策。比如康熙的祖母、大名鼎鼎的孝庄太后,就来自于蒙古的科尔沁草原。
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人,也将拉一派打一派的合纵连横玩得炉火纯青。在团结一部分蒙古部落的同时,领着他们去攻打并且消灭了黄金家族的嫡系林丹汗,取而代之成为蒙古部落的共主。
换句话说,忽必烈的黄金家族,先明朝之前被女真八旗攻灭。后金整合漠北、漠南蒙古的人力和物资,成为了将来取代明朝的一大助力。
自崇祯元年(1628年)起,中国北方就像受到了上天的诅咒,旱灾、蝗灾、涝灾、大饥荒轮流出现,不给老百姓活路。
1630年,时任陕西巡按的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中,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可见当时中原百姓已经惨到了什么地步,和末日也没什么区别了。